许知远问作家唐诺：“你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什么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唐诺回答：“稍稍尖刻一点，我会说是货币……掏出一张黑卡，你说明了一切。”

许知远笑说：“人类最狂野和最大胆的想象力、雄心，都蕴含在这个货币里面。”

(资料图)

创立凯辉基金的蔡明泼同样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洞悉了这个秘密——资本无国界。20多岁时，他搭乘航班从巴黎飞香港，参观了驾驶舱，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看到原来地球真的是一个球体，而鸟瞰一切的视角也让他第一次意识到，国界线或许只是人为的划分。这种朦胧的意识贯穿了他此后数十年的事业版图。如今，凯辉已在全球坐拥9个办公室。

今天，蔡明泼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仍旧是：“我走到哪里都能落地生根。”这种四海为家的冲动本就刻在闽南人的基因里。蔡明泼时刻强调“求生”意识——活着就是要对别人有用，而要有用，就要做到“利他”。

外界提起凯辉，总会模糊地想起欧元基金的标签。而今年凯辉在募资、招人上都更为活跃，连续发布了凯辉创新基金三期、人民币基金二期、医疗基金和web3.0基金，我们不免好奇凯辉募资的节奏、投资的情况、以及招人的特点。

相比罗列精确的数字，蔡明泼更习惯快人快语地谈交友之道。关于募资，他说：“我不擅长跟LP讲道理，也不跟LP做marketing。”言下之意，用信任、口碑让人投钱。关于投资，他说：“别什么浪潮都要抓住，要做方案解决者。” 关于团队，他说：“我们招能干的好人，别把人变成一个赚钱机器。”

这位凯辉掌门人身上，总是洋溢着一种天涯若比邻的亲切感，也时不时冒出街头智慧。今年美元基金募资难的情况下，不少国内GP去欧洲找钱，而总有电话最后打到蔡明泼那里，询问这些人的情况。他这样形容自己在法国的根基：“很多不熟悉法国的人说，哇，明泼你打入了法国的上流社会。地道的法国人会告诉你，明泼就是法国上流社会的代表。所以还需要打入吗？没有这个概念，大家相互融入吧，也许是我这个人没什么架子给人家的错觉而已。”

主持人：杨晓磊，投中信息CEO，学习积极分子，投资圈隐形KOL

嘉宾：蔡明泼，凯辉基金创始人及董事长，到哪儿都能落地生根的投资人

“举头三尺有神明，走到哪里都要落地生根”

杨晓磊：凯辉一直给人一种很多元、很难定义的感觉，我理解这跟你的观念有关系，但又很好奇，蔡明泼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创始人，会把凯辉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

蔡明泼：凯辉这个产物跟我的性格和价值观有关，但是凯辉的成果其实跟我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而是来自团队的。

我30年前来法国，又有8年在美国，生活经历就给了我一种很简单的生存理论，“活着最重要”。我20岁到法国，没有钱，也不会说法语。人家为什么给你活着？活着就是你要有用，否则为什么法国人多让我占一把椅子？为什么在纽约人家都给我一副刀叉？

人是很现实的，要做到有用你要有资源，用资源给别人带来帮助，出发点不应该是我要什么，而是我能帮你做什么。就像今天的采访，不要说我们只是为了一篇文章，我希望今天的结果是对你也有帮助，对所谓国际基金、跨境投资这些标签能有一个新的阐释，而且是活生生的、有趣的一种阐释。

有时候我会跟大家说，凯辉就是像一个AI，你问我问得越多，你就让我变得更聪明。后来我发现，最重要的资源就是认知，因为认知不用仓库，不用运输，我在哪，它在哪，我在中国它跟着我在中国，我在新加坡它跟着我在新加坡，我去雅加达、去美国、去非洲、去拉美、回法国，它都跟着我，凯辉的十几年也是这样走出来。

杨晓磊：具体地讲，你的经历是什么驱动的呢？你也没有一直待在法国，反而到处走。

蔡明泼：我20岁就来法国，书没读完，就被SEB派回中国工作。闽南人爱创业，我就回来卖石头，成为（石头）这个行业最主要的一个企业。很快我就发现石头行业太小，那时候30刚出头，所以回中国读工商学院，又凑巧帮法国SEB集团跟苏泊尔合作，当时外国人跟中国人谈合作，10个里面9个肯定成不了，因为每个人都想从对方获得更多。当时我做他们的独立董事，我让SEB和苏泊尔互相理解对方的优势和立场，自2007年合作开始，苏泊尔成为SEB全球收购整合最成功的案例。所以信任是一个很powerful（有力量）的东西，我想我应该能帮到企业家的国际化。

老天也给了我们两个工具，一个是脑袋，一个是心，但我们用脑袋用得很多，用心太少。我从心里认为，用私募基金的形式来帮助企业家的国际化make sense（行得通），所以就在法国和中国两地成立了凯辉私募基金。

杨晓磊：凯辉的“国际化”，又是怎么形成的？

蔡明泼：我想通过私募基金来影响企业家，帮助他们实现跨文化的发展和合作，这就是凯辉设立的初衷，今天还是没变。从第一期基金6700万欧元，到目前VC产品线管理20亿欧元，PE产品线超过30亿欧元。人民币产品线也开始走向成熟。

第一个投资人是我的老东家SEB，他又给我们介绍欧尚家族、梅里埃家族、Francois pinault（pinault家族是开云集团背后的掌控者）等等，到后来有法国的银行、保险公司、主权基金、欧盟的投资银行、中东的Mubadala，再到后来我们中国的国开行，都是凯辉的LP。再到不断加入的全球产业投资人，十几年我一直没改变自己的创业初衷，在每一个市场都坚持本土化打法，共享全球资源和知识。

杨晓磊：最初给自己定义的是“中法基金”，但后来你又去了美国。

蔡明泼：是的，到2012年我就发现，我们的被投企业都需要去美国，那时候我连英语都说不好，2012年我第二次离乡背井，全家从巴黎搬到了纽约，从纽约开始再打造整个凯辉在美国的生态圈，我那时候租了一个小的办公室，然后去拜会了纽约的那些中小型的私募基金，我说你的被投企业需要去欧洲发展、需要去中国发展，凯辉能帮你，免费。

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见了上百个美国的中小企业的企业家，一方面锻炼英语，更主要的是我想找到没有被满足的需求——“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当我搞明白这一点以后，就开始把凯辉的投资布局到美国。

从PE开始做，我当时经常去硅谷，我发现了数字化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变化，那时候开始寻找能够在VC有所突破的机会，就碰到我们另外一个法国合伙人Denis Barrier，他那时候在IRIS资本公司负责法国电信Orange（全球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 阳狮集团（Publicis Groupe）的联合基金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

在他加入凯辉之后，2015年，凯辉又在PE的基础上开始增加VC，大家说跟我们的了解不太深，因为互动不够多，因为以前都做PE嘛。

杨晓磊：第一期VC基金做多大？LP支持吗？

蔡明泼：3亿欧元，那些老LP觉得，不是看明泼你成立了什么基金，而是说你做的事情是有用的。第一期基金3亿欧元，第二期基金6.5亿欧元，第三期基金10亿欧元。做VC的过程当中，我就去更多地方，欧洲、法国、德国、以色列，我很早就去以色列，因为很多犹太家族我在纽约的时候跟他们认识，也成了凯辉的投资人。

然后又去非洲，非洲最大的私募基金叫AfricInvest，那两个创始人的经历跟我一样，是八九十年代来法国读书，后来回去创办AfricInvest，慢慢就成为非洲最大的独立的私募基金，管理三十几亿欧元，业绩非常好，人也很好，我们十几年的朋友，像兄弟一样，他看到我从PE做到了VC，他就说也要这样子做，就把凯辉拉去成立了合资企业，把基金名字叫成“CAI AfricInvest”，全球主要的开发银行做我们的投资人，1.2亿美元，最近又准备融2.5亿美元，做得很好。

西班牙最大的VC——叫Seaya Venture——我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去年还邀请凯辉来成为他的股东，西班牙很多独角兽都是我们两家一起投出来的。我们就把当地的家族召集在一起合作，这些家族几年下来也熟悉了凯辉，所以自然而然，最近又成立了凯辉的拉美基金，法国巴黎银行也参与了。

所以一路走来还是回到做人，大家都是朋友了，坐在一起都不用特意说“我们要融资”或者如何，现在凯辉全球150多号人，9个办公室，我们这些合伙人的关系，不是说法国人、中国人、美国人在一起做同一份职业，我们是family，做的是一份乐趣。

杨晓磊：你提到那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不给自己任何一个地域的标签”。从结果来看，我多少能懂你“没标签”的好处，但最初呢？没有人告诉过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对你来说，这个结果的起点是什么？

蔡明泼：这很有意思。我二十几岁第一次坐飞机回国，我记得是坐航班飞香港，那时候空管没这么严，空姐觉得这个小伙子有意思，她说“你也不睡觉，你要不要去参观驾驶舱？”我就去了。

那时候刚好是早晨八九点，路过印度上空，我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地球是圆的。我就发现，其实地图看多了才有国境线的概念，如果我是一只鸟，我看到这个地球，你说路上哪有画一条线？哪有人说这是中国、这是法国、这是美国、这是德国？

所以我就一直在琢磨，我觉得我爱好自由，我要活得自由，就要忽略那些线。我是中国人，我现在还拿中国护照，但我们闽南又有一句话叫“落地生根”，所以我在法国，也没有觉得我是外国人。这股力量来自于脚下的土地，只要你把这股力量用好。

重回你的问题，我当然不能被局限，我走到每一片新土地——凯辉的同事都知道——有两个仪式：第一，要亲吻一下那片土地；第二，到那个地方开一瓶香槟，敬天敬地。你知道我们闽南是叫抬头见神明。

所以凯辉的国际化就是这么朴素，一开始就把问题想清楚了，所以不会变的。

杨晓磊：凯辉身上还是背着两个巨大的标签，一个是中，一个是法。近两年国际局势动荡，像凯辉有大量法国家族的LP，欧洲的欧元LP，又有国开行等国内的LP，在与投资人的沟通、募资上，凯辉居间会受到什么影响？

蔡明泼：局势没有绝对的。从经济角度上，我跟他们开玩笑，闽南人有一句俗话——“瘦瘦的水牛还有三担的骨头”。十几年前来中国闷着眼睛随便一砍，你都可以拿到一块肉，觉得自己厉害，其实不是，是中国这头牛大。即使现在增速放缓，但市场基数在这里；即使瘦瘦的一头牛，三担骨头也可以熬出很大一锅汤来。现在看你自己，不是吃肉的日子，难道熬汤的日子就不是日子了？这个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信任，我过去十几年的口碑、信任在那里，我说完，LP心就定。我要跟他们解释中国的盘子——世界上两个市场永远不能离开，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

国际化的本质就是本土化。国内这些基金以前都不来欧洲，现在想来欧洲融钱。契机不重要，重要的是用心，你来这里，就要真正让这个地方的生态圈成为你的一部分。但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要无我、利他，你做得到吗？难。

杨晓磊：我看近期的一些金融趋势，货币政策上，欧洲、美国已经加息这么多轮，新西兰都要加息了。加息就意味着投资人不喜欢风险资产，会流向相对稳健的资产。对于凯辉而言，无论外币还是人民币基金募资都在这个大趋势下，你怎么看这个趋势？与你合作的企业家，目前对于全行业的信心如何？

蔡明泼：如果从经济成本看，其实加息是正常的，以前5%、6%，后来降得太猛了，所以加息是让供求关系回到正常。

谈到信心，跟每个人的认知有关。现在大家说最好的日子是过去三十年，未来就是困难的日子。但我觉得未来是美好的，因为我对年轻人有信心。什么东西都应该关心、好奇，看不懂就慢慢学，有些人可以劝劝他们，一辈子能抓住一次浪潮就不错了，为什么每个浪潮都要抓住？浪潮有好有坏，别什么浪潮都要抓，这样反而坏的浪潮你可以躲过。

其实说这话的人没有高兴过，要么嫌贵，要么嫌便宜，要么嫌冷，要么嫌热。我对年轻人比较关注，凯辉的全球Web 3.0早期基金也成立了，跟法国主权基金、被投企业Ledger合作，Ledger存储全球75%数字资产。

杨晓磊：你提到Crypto我还挺惊讶的，很多投资人都是暗暗看，没有谁会公开谈自己研究Crypto方案，大家可能会更政治正确地谈区块链。

蔡明泼：所以你应该鼓励他们理直气壮做自己。

杨晓磊：凯辉对欧元LP、美元LP募资的口径、策略，和面对人民币LP的是同一套东西吗？

蔡明泼：是同一套东西，我们不会变的。

VC/PE这个行当说到底不超过五十年，很短的，永远应该紧扣对价值的创造，对社会价值、对生存的思考。当然人民币基金、欧元基金、美元基金的投法不一样，标准可以不一样，但认知是互通的。

不同LP的钱，属性不一样，诉求也不一样。凯辉很多长期投资人都是家族产业基金，也有像主权基金、银行、保险公司。我们做人民币基金时，投资方有纯财务投资人、产业投资人、政府资金。纯财务投资人追求长期稳定超过市场平均回报的产品；政府引导基金追求基金的安全，以及是否能够产生招商引资的落地效应；产业投资人在当前环境下，更需要互相合作，包括共享他们的产业知识和认知。无论在欧洲还是国内的主流投资方，他们都能从凯辉找到满足他们各自诉求的特点。

杨晓磊：来自于欧洲的LP会更保守、更谨慎，或者更像常规定义的“老钱”吗？

蔡明泼：确实有差别。

我在纽约生活了八年，美国是一个比较transactional的社会，华尔街文化使然。但是，在欧洲，钱要赋予它价值，通过钱来赚价值，而不只是钱赚钱，所以他们觉得有这个钱是种责任，如果在他手上不能转化为价值，这是一种耻辱。

在这些不同家族的不同代际之间就很清楚，父亲这代靠奋斗出来，到孩子这代就问为什么：“我什么也没做，为什么这个钱每年掉到我头上来？我何德何能受此殊荣？”

杨晓磊：你对凯辉的期许，是不是说凯辉是一个全球化的基金，不给自己任何一个地域的标签？

蔡明泼：我们在中国很中国，在法国很法国，在美国很美国，但凯辉又是非常紧密的组织构建，真正在分享认知，核心就是利他。凯辉的整个战略不变，活着很重要，到哪儿就要为人家作贡献，在中国要为中国作贡献。

“你没有改变行业的命运”

杨晓磊：你认为加息不是最大的风险。那么从大趋势上看，有没有哪些重大的、不太容易抗拒的系统性风险存在？

蔡明泼：系统性风险一直存在，人类的贪婪才是最大的系统性风险。比如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导致气候失调。

现在的年轻一代对正面影响力非常关注，比如我有位朋友是飞行员，问他儿子：“你长大之后是不是像老爸一样做飞行员？” 儿子说：“航空业是污染多严重的一个行业啊，你知道一架飞机对地球污染多大。”现在我的LP们很在乎环保这些主题。

杨晓磊：所以，凯辉在投资的时候会很强调ESG吗？

蔡明泼：非常强调。

其实ESG这个词很抽象，不是谁都听得懂，不如直接说正面影响，做点真正对社会有正面影响力的事情就可以了。凯辉邀请了米其林一位很资深的专家Matthieu做我们的Chief Impact Officer（首席社会责任官）。另外，凯辉和西班牙的Seaya、西班牙的主权基金，还有几个大家族，我们一起准备在欧洲发起最大的Impact Fund，做事比做概念重要得多。

杨晓磊：回到区域性问题，凯辉主打欧元基金在中国市场做投资，有很强的标签性，那欧元基金在国内做投资有什么特别大的优势吗？消费这个赛道是传统的外币基金、外币大PE特别喜欢的，延伸到产业升级数字化、大出行，凯辉的主要优势在这些领域吗？

蔡明泼：你说凯辉是一个欧元基金，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美国、中东的投资人。我创办凯辉时，他们给我的影响就是：你的目标要清楚，清楚了，每一步走出去都对，时间为你工作，走得快走得慢不重要。

现在为什么要做新基金，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把医疗团队打造起来，为什么要做Crypto，要做Impact？我其实没有把凯辉视作一个传统PE那样按常规出牌。以前一些比较死板的美国LP问我：“明泼，你为什么不聚焦、不专注于一个地方？”现在反过来他们都在说“要分散风险，不能只是一个市场。”凯辉围绕着我们的common sense（常识）在做，所以有用的就应该做，适合的就应该做，什么叫有用、适合？还是要围绕紧扣真正的生态，企业家需要了解这个世界的生态圈。

杨晓磊：你有目标吗？凯辉能走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或者能实现一个怎样的具体目标？

蔡明泼：凯辉不应该只是一个基金管理者，而是一个方案提供者。我们的一位投资人说了令我很难忘的话：“明泼，我跟着你赚了很多钱，理解了很多事情，但是你没有改变行业的命运。”

我从去年夏天开始，就在琢磨，是不是干脆深挖，来影响一个行业。过去四年我在中国已经开始做了行业的基金——汽车基金，后来道达尔、法液空、达飞轮船又跟我做了一个能源基金，我们那时已经在试怎么在一个行业里面深挖，来发现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后来欧莱雅、保乐力加、开云又跟我做了消费基金，这都是过去三、四年我们一直在测试怎么跟行业捆绑在一起，真正来影响行业。

杨晓磊：不像我们传统理解的欧元PE那么保守，凯辉看的东西更前沿，具体在关注哪些行业？

蔡明泼：这次创新基金募10亿欧元，就是希望用这个体量的钱让大企业跟我们进行紧密、无缝的配合，我们要对选中的四个行业——金融服务、消费、数字医疗、智能出行产生真正深入的影响。我们叫crossover，就是全产业链来打。

杨晓磊：投资必然会错过，你错过的比较遗憾的项目是什么？

蔡明泼：我没有遗憾过，也不知道错过什么，没缘分那就没缘分。

杨晓磊：你认为，现在哪些决策会影响未来凯辉未来十年？

蔡明泼：就是刚才说的，我要把凯辉变成方案解决者，不是一个纯粹的投资人，提升凯辉的执行力、运营能力。

“别把人变成一个赚钱机器”

杨晓磊：你说国际化的本质是本土化，所以你在组建团队上也遵循这个逻辑？我看到凯辉的团队背景非常多元化，我记得有一次2017年在互联网大会上听凯辉的合伙人贝宇诺用不是很流畅的中文做演讲，你们的团队还有腾讯、米其林过来的成员。

蔡明泼：说起来是所谓的资源整合制，其实不完全是。

凯辉现在的组成结构有点偶然，但也变成了必然。凯辉人的背景、经历都很独特，贝宇诺是法国的前财长，Matthieu和Kamran从米其林来，杨国安教授从腾讯来…这些人组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的资源，是因为我们这群人的心都很像。我总跟人家说，我不敢跟你保证挣钱，但是凯辉的人肯定是向善的，这跟认知有关。

杨晓磊：在我看来，这个结构有点像美国那些大型金融机构，比如高盛，他们在各地特别喜欢招募本地过去有产业资源和政府资源的人进入本地的分支机构里。

蔡明泼：我不是一个财务投资人，我的背景就是一个做产业出来的，所以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样让PE、VC这个行业变得更立体、更生动有趣。别让这些人变成一个赚钱机器，没有任何的人格魅力，没有什么高尚可讲，高尚就是最起码对自己满意。

杨晓磊：凯辉现在全球有9个办公室，这么多团队实际怎么协同，是靠老板一句话吗？还是有机制来保障真正意义的结构，比如说sourcing、对于一个项目的研究、不同资源的平衡，有一套机制吗？

蔡明泼：除了价值观一致，就是利益一致，心一致，在这之上配以相应的机制和激励。开放透明的沟通和决策机制很重要，这么多元的一个团队最害怕不沟通，或搞内部斗争。

创办凯辉的目的只有打造凯辉，而不是把自己口袋里装得满满的。我的合伙人们拿的carry比我还多，可能吗？但这就是事实。

凯辉的机制是业务线上的负责人拿最多的carry，而不是我。我们是一个全球基金，carry是全球共享分配，所以团队不管人在哪里，利益是一致的。另外，我们每一只基金都会留一部分不分配，这部分自有资本可以办很多事，我们看到好的项目，可以和年轻创业者共创。市场不景气时，即使募资不顺利，还有钱可以维护团队。

杨晓磊：我上次采访包凡，他说“机制和文化叫一体两面，机制是文化的保障，文化是机制的灵魂”，那凯辉又是什么样的文化？

蔡明泼：我们的文化就是“利他”。“利他”就是说我能为别人产生什么价值，我能对我的LP、被投企业、员工产生什么价值。

杨晓磊：你们招人有条条框框吗？

蔡明泼：凯辉团队的标准就是——能干的好人。

我们不需要别人过去的经历来给凯辉撑台面，但我们需要他的认知、他的为人来一起巩固、传播我们这份善意，当然还要有业绩。

你要记住我是闽南人，我也是会算账的。我20、30岁忙着赚钱，但是30-45岁就觉得价值更重要，只有价值才可以传承。不同的人把组织构架搞清楚，人尽其职，把他的业务板块做到淋漓尽致。垂直领域的负责合伙人一定要对这个行业最了解。我们合伙人之间也很简单，哪怕到80岁我们都老了，你突然想我了，你拎着一瓶酒，都不用约，直接敲门进来，把酒开了喝完，空瓶子一扔，这才是真正成功的合伙关系。

杨晓磊：你们招人是主动性还是被动性的，有更多人是因为想了解凯辉、感兴趣凯辉的分配机制、文化，主动来的，还是你们定向会挖人？

蔡明泼：主动、被动都有，我们一直在招人，优秀的人也请你给我们多介绍，凯辉团队的幸福感指数还挺高的。在团队这一块，我们会尽可能真实地告诉你凯辉的优点和缺点，然后你选择是否走在一块。如果大家三观一致、专业过硬，凯辉永远都有他们的前景。

杨晓磊：你在投资和管理上的时间怎么分配，我看你做CEO管理的时间会更多一点？

蔡明泼：我在凯辉的角色一直是50比50。我知道不可能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能够百分百自己实践解决，所以我们的风格就是谁是第一线，哪个合伙人在第一线，那个人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主意，所有其他合伙人只是支持他，帮他看到他没看到的死角，而不是要去替他做决策。

“我本事不大，就知道哪里有好吃的”

杨晓磊：你刚才说巴黎现在大概有60个人的团队，你很鼓励国内的企业家、投资人过去找你合作，近两年国内有没有GP在美国那边募不到资到欧洲来找你帮忙？

蔡明泼：他们到这里来，一天转下来，比如说见三个人，那肯定有三通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解：“明泼，你认识这个人吗，他怎么样？”只要不是太离谱的人，我觉得都应该支持。

当你自己一个人星期六上午10点在广场卖花生米，没有人会来买的，当你有100号人，每个星期六10点都在那里卖花生米，这叫成立一个集市。所以本来中国和欧洲的商业流动就应该跟美国一样密集，欧洲是有很多潜力的。如果要传递信息，需要帮助，尽管来找凯辉。

杨晓磊：当下这个氛围里，怎么把资源串在一起？

蔡明泼：我认为，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国际化的问题。

这次我们在中国也设立了私董会来帮助企业家怎么跟国际接轨。关键是有没有谁给你介绍，就像我们很简单朴素的办法，你到一个地方有没有熟人，有没有谁愿意给你背书，这个很重要，所以为什么走到哪儿都要打造生态圈。每个人都不容易，我非常乐意帮助同行，这是我的求生方式之一，你跟生态要建立好关系。我们闽南人有句话“不差一双筷子”，一起做事，多一双筷子而已，所以欢迎同行多来，来了请他们吃饭，我本事不大，就知道哪里有好吃的。

杨晓磊：你可能是中国过去二十年为数不多的、甚至是唯一一个华人控制的全球化基金的创始人，在你这个位置上，看过去中国二十年VC、PE的发展，哪一个投资人、同行是你真正欣赏的？

蔡明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就看他怎么用，因为面对危机的时候每个人的本性体现出来不一样，所以看每个人的缘分和造化。我经常跟他们说，我在欧洲三十年打拼，就像你们在中国三十年打拼，我在中国再厉害也不可能像你在中国三十年的积累，回过头来，你再厉害，你在欧洲没有我三十年的积累，所以我觉得互相帮助是最值得做的事情，也一直在践行。

杨晓磊：如果回到2007年那个时间节点，你看到今天凯辉的样子，你能打多少分？

蔡明泼：20分里面可以得16分，80分/100分，我对凯辉还挺满意的，不是说业绩多好，赚多少钱，而是它没有偏离我的初心。

杨晓磊：你满意目前的事业状态和事业发展路径吗？如果2007年不做凯辉，你可能想做的一个新的领域会是什么？

蔡明泼：我觉得还是凯辉，因为凯辉作为基金不是最终目的，我最终目的还是打造自有资本来产生影响力，这一直在进行中，没有变过。（文/竺晶莹，来源/投中网）

《拾日谈》栏目介绍：作为投中信息CEO，杨晓磊每年向十位杰出的中国投资家发起邀请，和每个人坐下来，做一次人生经验和商业思考两个维度的深度交流，旨在透过杰出的商业头脑，为中国的商业思想领域保留必要的公共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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